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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无处安放的温柔乡   

2013-11-01 10:29:47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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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无处安放的温柔乡

 

作者:周凯莉  微信公众号beautifullady_

 

首先,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“beautifullady_,专门生产高端财经八卦。

前言:写就此文,舌头也是打了六折分寸。缘于多年前,我有心做一个关于底层妓女生态录的特稿,但未能成文。当时,我抱着同情的心而去,带着迷惘的情绪而归。我曾用央视的口吻问一位性工作者:“你幸福吗?”她反唇相讥:“我想,写字比出台更辛苦吧?”立遁……

 

这一回,我决定以遥远的唐朝作为本文的起点。官绅小妾鱼玄机因不容于正室,被迫修行道观,此后,她索性艳帜高悬,以诗会友。据野史记载,鱼玄机生活奢靡,依靠恩客的馈赠,才得以支撑道观上下的日常生活。

当然,鱼玄机并不是在籍的青楼女子,最多算是“艺伎”,这一故事更不是中国历史对于性工作者的首次记载。对于性工作者的第一次描述,大概是《尚书?虞夏书?益稷》中的记载:尧帝的儿子丹朱,耽于玩乐,不分昼夜,“朋淫于家”。据本人的不严肃考据,“朋淫于家”一词,应为性工作者的最初起源。

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兴起,性工作者在春秋、战国时期颇为兴盛,而齐国的管仲时代,更是设立国营妓院,,“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”。风流终被雨打风吹去,红拂、绿珠,或是白居易笔下“五陵少年争缠头”的琵琶女,还是后来的苏小小,明末的“秦淮八艳”,都在正史或野史中留下了或浓或淡的芳踪。柳永醉卧杨柳岸晓风残月,李香君为侯方域血溅桃花扇,柳如是下嫁钱谦益,陈圆圆引发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,这些传说更成就后世无数的离骚墨宝。

及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,娼妓制度被彻底废除,曾经轻抚一曲周郎顾的青楼女子,剪去长发,换上人民装,洗心革面成为新时代女性。苏童的《红粉》大概是这一时代性工作者蜕变遭遇的故事缩影。

而事实上,随着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,人们突然发现,无论是东莞作为“性都”的异军突起,形形色色外围女、嫩模在美空网的明码标价,还是著名天使投资人薛蛮子在“一楼一凤”被抓,都证实性工作者这一最古老的职业从未消失。而且,若和古代的文人狎妓之风流相比,如今的海天盛筵或土豪盛宴,都将曾经风流并不下流的狎妓行为带往了一条至low之路。

更不容忽视的是,当代的物欲横流之下,扭曲的、隐蔽的、变相的、权力寻租式的嫖娼越来越严重,在嫖娼面前,绝非人人平等。若将性工作者看作商品,若将权贵、商人占有的美色视作爱马仕,普通屌丝占有的何尝不是森马、李宁。

王功权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,他曾在火车上看到一张报纸,报纸上刊登了一帮中年妓女被抓时半裸蹲在墙角的照片,她们的脸上甚至没有打上马赛克。他当场痛哭不已,用双乳哺育了子女的母亲,为何为了10块钱或者5块钱出卖自己的身体?!

当然近期,有人提出,随着上海设立自贸区,一系列配置渐渐完善,可否开辟类似荷兰阿姆斯特丹或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专属红灯区,此后,更有海王生物、东阿阿胶等因生产保健产品,被坊间盖以“嫖娼概念股”之名横空出世。

不过,这一戏谑性建议除了受到一部分男性的欢迎之外,却遭致了大部分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的反对。嫖娼合法化,是否会对现代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普世价值观造成冲击?是否会给稳定的社会带来不可逆的伤害?

社会学家马罗曾在《成年人》一书中,从经济学角度进行解读认为:“靠卖淫出卖自己的女人和靠婚姻出卖自己的女人,她们之间的唯一区别,是价格的不同和履行契约时间的长短。”

20世纪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波伏娃在其著作《第二性》的十九章中,则从社会学角度,针对家庭妇女和妓女则有过这样一段描述:“合法妻子作为一个已婚妇女是受到压迫的,作为一个人却是受到尊重的。而只要不给予妓女以个人权利,在她身上就会表现出女性奴隶制的所有形式。”

事实上,不管在嫖娼合法或者不合法的国家,妓女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客人的凌虐、警察的盘剥以及医生的羞辱,所以这些遭遇使她们被“非人化”,降低到了物化的水准。

以泰国为例,作为国际知名的香艳天堂,东欧的退休老男人们往往拿着一笔退休金,就能在泰国的一些移民城市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。在芭提雅,每到夜色低垂,沿海的堤坝上,总会站满了或高或矮,或肥或瘦的性工作者。我曾亲眼看到,一个约莫70岁的肥胖老男人带着3个女人离开,而这3名女性之间互相熟识,更经常为彼此介绍生意。由于与从事正常职业的人类相比,性工作者往往被物化,被视为贱民,因此他们内部既存在着竞争,也存在着紧密的合作。

我曾试图和一个因人妖整形失败沦为性工作者的变性者交谈,我近乎意外地发现,他至少在精神上已经适应了这一种生活,这绝非这一群体的独一现象。从精神上适应这一被物化的位置,正如波伏娃所说,这一现象并非出于性工作者天生的道德与否,而是因为这是他们与其所服务的社会建立良好联系的唯一方式。

是的,更多的人死于生存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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